越多，才学越多展露，才能达到灿若星辰的效果，最终照亮大唐的天空。

　　古往今来，但凡雄主，总有许多名臣相佐，终成大业。唐初气象万千，便跟太宗之胸怀不无关系。而庸主纵然成就功业，却不能容人，功业也会有限。赵宋太祖为安坐龙庭，废尽国家栋梁，故而只能实现华夏之小一统，无法拥有跟汉武帝唐太宗一样的功业。

　　彼时，赵匡胤杯酒释兵权，谓诸将的那番话，“好富贵者，不过欲多积金钱，厚自娱乐，使子孙无贫乏耳......择好田宅市之，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，多置歌儿舞女，日饮酒相欢”实在是不知所谓，作为君王，说出这样一番话，可见其心志已完全不复汉唐雄风。莫说比之霍去病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”、陈汤“明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差之甚远，便是连刘邦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的豪迈都远远及不上，就更不必说达得到李世民要说出“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”这句话需要的高度。

　　汉唐之时，国风强劲，民风豪烈，君主奋发，人有大志。拜将入相，马上封侯，乃国人之望。所以，汉朝能有耿恭在距离洛阳两万里的西域中，以三百人死战万千匈奴而不降，终只存活十三人，留下壮士饥餐胡虏肉、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典故。唐有王玄策在更远的地方，因身为使节而受辱，便能愤而一人灭一国。

　　时下风气，“人辱我母、我杀之而亡、海内英雄皆争相纳我”。

　　及至赵宋，此等雄风便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究其根源，赵匡胤心胸狭窄、眼界太小，为君而会劝臣子享乐富贵，其人治理江山又岂能不只顾一家统治之长久？由是而往，后人在这条路上愈走愈远，程朱理学应运而生，君子六艺弃若敝履，经济空前繁盛却只能孕育出几首诗词，财富空前鼎盛却只能滋养贪官冗吏，国风岂能不疲，国人岂能不弱！

　　此等思想统治汉人千年，人皆固步自封，而失锐意进取之志，东华门唱名一次之贵，而胜沙场杀敌逾万之尊，谁还信王玄策一人灭一国的豪情，谁还理解耿恭宁愿死战而不受降封王的固执，谁还赞同汉明帝为救数百人就甘愿调发万千大军出战西域的气度？

　　而对雄武豪烈的汉唐之人而言，赵宋百姓之疲弱、明清百姓之奴性，恐怕也是他们万万不能理解的。

　　眼下灵州之役，昔日的吴国将领们大放光芒，高审思、柴克宏、刘仁赡、蒯鳌、卢绛皆有不俗战绩，可见李从璟之胸怀和远见，的确发挥了作用。

　　李绍城见高审思提起李从璟，便露出崇敬之色，不由得想起自家经历。

　　身为最早的百战军副将，李绍城是百战军中最早出任节使之人，两川之役为大军开剑门，功在最先，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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